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有一件事震动了世界医学界，即在针刺麻醉下施行大手术——肺切除术获得成功，这一成果也惊动了我国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等，使它与当时的政治形势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一成果最初由我院和上海市针灸研究所（简称“针研所”）合作产生的，后来许多兄弟单位也加入了合作研究的行列。在将近半个世纪后的今天，回顾这一事件的开创始末（自1960年起至文革前夕止），可以得到许多有益的经验和教训。上海市肺科医院胸外科谢冬
 
（一）首战告捷
    针刺麻醉始于1958年，但当时只用于扁桃体摘除等小手术，影响不大。1959年，在“大跃进”的高潮中，根据北京结核病院的思路，广西柳州结核病院外科医师高永波于3月30日成功地用针刺麻醉为1名肺结核患者打开了胸腔，切除了右肺上叶。此后，他又作了12例，由于技术上的问题以及其他种种原因，未能坚持下去。1960年6月在青岛召开的全国结核病会议上，我院胸外科主任裘德懋得到了柳州针麻肺手术的论文回沪后立即仿效如法炮制，可惜初次尝试失败了。

但裘主任并未就此放弃，派人前往上海市针灸研究所，商量科研合作，探索针麻肺切除。针研所广泛听取了多名老中医的意见，众人认为此事可以尝试，并设计了针刺方案。鉴于汤颂延医师学过西医，与西医有共同语言，针研所安排汤颂延来我院合作。
    1960年7月5日，汤颂延等到我院，与徐学僖、赵振普等合作，单纯用毫针针刺经穴，代替药物麻醉，为54岁的男性工人陈履平作右上肺叶切除术，获得了成功。整个手术3个半小时，参考广西经验，共针刺100多穴，患者神志始终清醒，能说话谈天，术后无痛苦，当夜睡眠良好。

次日，汤颂延又与党波平等再赴我院，与谢庭槐、龙涛等合作，为第二例病人作针麻。病人名周国良，男性，23岁，学生，手术尚顺利，创口无明显疼痛，打开胸腔后苏联专家曾来参观两次，病人尚安静，神志清醒，能回答问话。就这样，针麻胸腔手术的大门被叩开了，研究人员兴奋异常，一起到上海市卫生局报喜。双方领导决定进一步加强合作，把这项工作引向深入。
    中西医双方继续团结合作，深入研究，不断实践，修正方案，突破广西的经验，终于提高了效果，取穴数量也不断精简。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到1961年9月，已完成了42例针麻胸部手术，成功37例，占88．1％，失败5例占11.9％。

上海市卫生局对针麻研究予以全力支持，经常派人前来察看，帮助解决困难，并于1961年将针麻列入全市重点科研课题。1961年8月14日，卫生局副局长杜大公亲临我院视察了第41例针麻手术，并予以肯定和鼓励。他说：“我很满意，以前我看过甲状腺手术，但你们做的是大手术，尤其是干针麻醉，基本上是成功的，你们中西医配合得很好。”“将来报导出去可以让国外来向我们学习。”“预祝你们成功。”

1961年9月在上海召开了“全国小剂量药物穴位注射和穴位麻醉座谈会”，会上我院与“针研所”联合发表了“针刺麻醉应用于胸部手术42例临床分析”的报告，报告强调我们的特点是“干针”（单纯手法操作）到底，其优点是：工具简单；无麻醉的副反应；术中病人清醒，术后护理方便；体力恢复快，可咳嗽排痰；不用插管。论文的发表在会上引起了轰动。代表们还参观了我院的针麻手术。过去安徽、四川等地也搞过针麻，但未坚持，看到我们的成功，他们叹息道：“知道能成功，我们当时就不放掉了。”

（二）陷入低谷
    42例的论文在内部交流发表后，医务界对此产生了不同反响。有的支持，有的反对，有的怀疑：“针麻只有理论意义，并无临床实用价值”，“针麻没有理论依据”，“针灸医生搞麻醉是不务正业”，既然用了麻药就是用药止痛”，针麻“是靠病人忍耐下手术的”，是“以痛止痛”，劝我们“再多读点书”……当时全国正在批判“浮夸风”，对针刺麻醉也进行了重新审视，其他单位的针麻已纷纷下马。在我们的针麻手术病人中，恰有一人后来出现了精神不正常现象，消息传到中华医学会，一时议论纷纷，有的人非常激动，认为是针麻引起的，对我们压力很大。而我们在技术上也遇到不少困难，如穴位太多，人力耗费大，效果不稳定，有的病人好，有的病人差，针麻对象不易动员，中西医双方协作步调不够一致。在我院内部也出现了不同看法，加上我院外科医生其他工作太多，人手不够，一度使手术量大减，工作几乎处于停顿，其中有整整9个月，没有做一个病人。但在上海市卫生局的支持下，双方研究人员迎着困难，共同努力，继续前进。
 
（三）沫浴东风
    1963年秋天，国家科委成果局局长田野来沪视察。卫生局向他汇报了针麻研究的情况，他十分重视，回到北京后，即向科委领导作了报告。以后他又多次来沪了解情况，并专程去我院视察了针麻肺切除术，对我们的工作表示了肯定和支持，认为是个重要成果，是件“大事”。接着，1964年初，国家科委副主任于光远亲临上海，了解针麻情况。在听取汇报后，于光远说：“此事很重要，我们已向毛主席，周总理汇报了，要认真总结”，“要加强领导，提供条件，考虑推广”。他又问：“卫生部是否来看过?”得到否定的回答后，于说：“我回去和钱部长商量一下。”

于光远与钱信忠通话后，钱信忠立即派著名生理学家、中国医科院领导沈其震等人来参观，参观后沈其震等说：“开始我们不大相信，看了后才知道是真的。”接着钱信忠又派了以北京结核病院院长辛育龄为首的十人来到上海，其中包括三位外科医师，三位麻醉医师，三位针灸医师，一位手术护士，他们学习并实践三个月。临走时辛育龄感叹道：“你们形成了一套系统的方法，针灸与每一个手术步骤相结合，这才成功，我信服。1958年我们也搞过针麻，但没有这一套方法，所以失败了。”其实广西针麻肺切除术的思路正是源于他们。回到北京后，他们又进行重复，也获得了成功。

此后，卫生部长钱信忠分别于1964年6月16日、7月3日和1965年3月5日三次亲临上海，到我院视察。钱信忠说：“我很高兴，你们的工作很好。”“手法要再简化一点，穴位要逐渐减少。”“能否用其他东西代替手法?如用电力（的机械化手法操作仪）?” 1964年6月30日，中共上海市委教卫办发出“教育卫生情况”，通报了“针刺麻醉应用于胸腔手术”的研究情况，对我们的工作予以赞扬。市委书记杨西光除亲自来我院视察作指示外，还在华山医院开辟了第二针麻基地。1964年10月卫生局传达了陆定一的讲话，陆说：现在我们国家里，闻所未闻的东西层出不穷，其中提到了针麻。

1965年2月新春大年初二，于光远亲临上海我院视察针麻手术。为此，党波平、陈德尊、金舒白在大年初一冒雪到我院去进行术前思想动员工作。因积雪封路，电车不通，他们就从大柏树步行一直走到我院。第二天于光远视察的手术十分成功。手术结束后于光远说：“针麻这件事很重要，要当作典型来抓，”“我们要支持，需要人，化点人力，需要钱，化点钱”。“要设计一个漂亮的手术室，让外宾参观”。“针麻是国际水平，已经是无可非议的了，现在是要把对手甩得更远。”“去年科学中心讨论会时我也向主席汇报了针刺麻醉是大跃进的产物，要鼓励，毛主席说：‘是呀，要鼓励鼓励！’”“主席还说：‘好！中国人应该有志气，日本人坂田昌一发现基本粒子，我们中国人也要有自己的贡献’”。周总理说此事要“保密”，何时公布由他决定。

（四）掀起高潮

中央领导有力的支持，犹如强劲的东风，吹进了针麻园地，各项工作蓬勃开展了起来。卫生部拨款60万元，在我院建造了2000 m2的三层针麻大楼，还为我们进口了全市第一台八道程生理记录仪和动脉血气分析仪(ASTUP)，用外汇为我们订 购了外文胸外科杂志，并由上海科教电影制片厂拍摄了科教电影“针刺麻醉”。上海市卫生局成立了专门的针麻办公室，由王翘楚任主任，负责全市针麻研究的组织、协调、总结、落实等各项工作。我院成立了专门的针麻研究室，建立了机理研究专业队伍。临床、机理等各项研究工作均蓬勃开展起来。
(1) 临床研究的深入

随着研究的深入，通过逐步摸索，外科医生将手术分成为十九个步骤，并与针灸医生探讨，使针刺操作与每一手术步骤密切配合，并对每一步骤的针刺操作时间、穴位分组、强化频率、强化力量都作了临床定型。后来，手术中的操作人员和方法也被固定下来，做到了“十固定”。

在研究中发现，三个针灸医生的手法一致才能保证针麻效果，于是提出三个针灸医生要象一个人一样，并采用了“击拍器”来统一三人的操作，这比喻为“三头六臂”。后又发现外科医生、针灸医师、护士、病人也要保持一致，参加针麻手术的十五个人要变成一个人、一条心，全部进入“针麻状态”，才能保证针麻成功，这被比喻为“千手观音”。

在临床上发现必须做好病人术前的思想动员工作，由于术前解释工作做得好，开始出现了完全不用辅助麻药而效果很好的例子，到1964年2月已有12例病人不用任何药物而止痛效果很好。同时又发现病人的精神类型（个体差异）、合作态度（依从性）与针麻效果密切有关，因此，进行了术前试针和辨证分型，注意选择合适的病例，也使成功率得到提高。

“纵隔扑动”是针麻中的一大难关，为此动了不少脑筋，后来发现一位病人手术效果特别好，呼吸很慢，一问才知道他在做气功，于是受到启发，开始训练病人做气功。以后又用猪作实验，开胸后猪纵隔扑动得厉害，裘德懋主任将创口按住，在猪胸部加压，迫使产生腹式呼吸，则控制了扑动。由此推理，做腹式呼吸可控制扑动，因此在手术中让病人做气功，随口令进行腹式呼吸，代替胸廓呼吸。经过反复试验，终于使80％～90％病人的纵隔扑动得到控制。以后又发现用腹式呼吸还可以解决“内脏牵拉”的不适。

在研究中，科研人员提出的思路与方法层出不穷，如提出了“五字”要求：严、快、轻、静、高；又提出了20字口诀：“聚精会神，目视刀向，刀落针重，刀起针轻，环环紧扣”；又提出：“手术操作要象绣花那样细致”；还提出了“刀是大毫针，毫针是小外科刀”的观点……

经过上述种种努力，针麻效果一步一步得到提高，切皮、切骨、“纵隔扑动”等难关相继被克服了，90％病人可以不用辅助药，穴位也从52对精简到20对。
(2)机理研究的探索

随着针麻临床研究的成功，针麻机理的研究也就提到了议事日程上。1963年，卫生局副局长杜大公与“针麻办”的王翘楚走访了中科院与上海一医等单位，邀请了生理专家冯德培，徐丰彦和精神科专家束宗华来参观针麻。经再三邀请，三位专家来到我院观看针麻手术。但是手术刚进行到一半，冯德培就走了出来，说：“这些都可以解释，这是超界限抑制的相互诱导作用。”手术结束后，束宗华说针麻是“暗示”的作用，徐丰彦则没有吱声。于是杜、王改邀年青学者曹小定、沈谔来参观针麻，曹、沈二人看后认为“有道理，”杜、王二人增加了信心。此后杜、王再邀请徐丰彦与神经生理学权威张香桐、心理学家胡寄南等来参观，参观后徐丰彦表示“值得研究。”张香桐问：“捻针多少时间切皮?”裘德懋回答：“30到60分钟。”张香桐说：“其中不但有神经生理作用，可能还有神经生化作用，国外已合成止痛物质，是否针刺产生了这种物质?如能找到这种物质，则可以将这种物质作为研究指标。下次请神经生化专家来看。”

于是张香桐、徐丰彦和神经生化专家李亮带着各自的学生沈谔、曹小定、顾天爵等人再到我院参观手术。参观后他们建立了相关的科研课题，沈谔等做的是用微电极记录神经细胞的放电活动；曹小定等搞的是“针麻病人手术前后生理体征的变化”；莫浣英等搞的是“针刺穴位的测痛”；顾天爵与我院的王汉贞等等搞了兔的“交叉循环”，并观察针麻前后病人体液成分的变化，这一些为以后发现脑啡肽提供了思路。

卫生部和上海市卫生局还邀请了其他西医专家来参观，他们也纷纷表示支持，例如外科专家，上海第一医学院副院长沈克非说：“刚来医院参观时我还将信将疑，但百闻不如一见，现在相信了。”中国医科院付院长白希清说：针麻“成就是伟大的，针灸所和‘一结’的精神值得学习，他们不光是协作，而且是合作，做出了独创的工作，成绩突出。”中科院生化所付所长王应睐说：“我第一次看到针麻，非常兴奋，是超世界水平的，这么大的手术不用麻药，真是不可想象，这是中西医学史上非常重大的事情。”徐丰彦也表示：“针麻成功是我的国家一个非常大的贡献，它对病人有很大好处，也是医学实践上的一个新创造。”

根据中央领导的指示，现代医学的专家学者纷纷参加了机制的研究工作，许多专家如张香桐、曹小定等还自愿作为受试者，亲身体会针刺操作的感觉；有的在自己本人进行手术时，坚决要求施行针刺麻醉。他们全身心地投入到针麻研究中，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如发现病人在针刺20分钟后痛阈与耐痛阈最高，于是把针刺诱导期由60分钟缩短为30分钟。研究又发现，交感抑制型的患者针麻效果较好，而交感兴奋型的患者针麻效果较差，这样为挑选合适的针麻病人提供了基础。
(3).团结合作

在针麻的研究过程中，思想问题也有不少，例如遇到困难时，中西医双方会互相埋怨；有的西医认为研究针麻不是本行，是“买了炮仗给人家放”，自己会落空；有的中医想留一手，怕教会了别人自己被一脚踢开；有了成绩，写出了论文，则计较谁的名字在前面；受到表扬以后，则产生了骄傲情绪，个别人还相当严重。双方领导在课题组内组织开展批评与处我批评，解决上述思想问题。经过讨论，大家认识到，计较名字前后就缺乏共产主义风格，应该把精力用在有益于贡献的地方去，针麻是两个单位共同的事业，缺掉哪一方都不行，这样就产生了共同的思想基础，保证了研究工作的顺利进行，

此后两个单位中西医之间团结较好，碰到技术难题，一时不能解决，就发动所有人员(包括医生、护士、工务员)一起讨论，也请外单位同志来帮着议论，搞集体创作，点子大家出，工作大家做，文章大家写，有些难关就是靠团结合作克服的，如切开皮肉止痛，切肋骨切神经，纵隔摆动等。外地来学习的同志说：“你们合作搞得好，第一不保守，第二科研人员关系好，我们没有见到过”。

(4)喜获成果
      自1960年以来，针麻肺切术的研究先后共克服了十大难关，到1965年9月已应用针麻进行胸部手术186例，其中成功者177例，占95.5％；失败者9例（均出现于第64例以前）；并且有40例未用任何辅助药物。在卫生局的帮助下，我院和针研所合作撰写成“针刺经络穴位麻醉应用于胸腔(肺)手术的临床研究成果报告”，并上报国家科委。1965年12月，国家科委以秘密文件形式正式颁发了这一报告，使之成为我国针麻史上第一个国家级成果，它表明针刺麻醉已得到我国科学界的承认和重视。报告说：“针麻是一种有发展前途的新的麻醉方法，同时也为应用现代科学方法探索经络理论提供了一条新的途径。”

1966年3月在上海科学会堂召开了“针刺麻醉与断肢再植工作座谈会”，于光远在会上说，针麻成果“使我们欢欣鼓舞”，“有现实意义，又有理论意义”。钱信忠在会上表扬我院和针研所“不断实践，不断总结，坚持不懈，终于取得成功，对全国针麻工作起了很大推动作用”。“针麻是我国医学的重大创举，是在党的中医政策指引下，中西医团结合作的成果，是大跃进的产物”“是进展最快的重要苗头”。

由于针麻肺手术的成功，针麻研究的高潮兴起。卫生局作了统一部署，制定了“扩大应用，各个击破”的方针，重点突破脑、心、胃、子宫、甲状腺等脏器的针麻手术，组织了全市大协作。针研所研究人员被派到各医院进行合作研究，例如与华山医院陈公白等合作，进行颅脑手术；与胸科医院顾凯时等合作，施行二尖瓣扩张分离术；与曙光医院、大华医院、静安区中心医院合作，进行胃手术；与国际妇婴保健院合作，进行妇产科手术。其他医院也纷纷邀请针研所科研人员前去合作，因而针研所科研人员还去长征医院，与吴孟超等合作进行肝手术；去仁济医院，合作进行心脏手术；去同济医院，合作施行手指创伤修复术；去五官科医院，合作进行五官科手术；去第六人民医院，合作进行肾脏手术；还与该院陈中伟等合作，研究断肢再植中的针麻；去市牙防所，合作测定针麻拔牙时的牙髓痛阈等。

（五）尾声——走向世界
      正当“针刺麻醉”搞得热火朝天的时候，“文化革命”爆发了。双方的合作研究被迫中断。到1970年，周总理亲自抓了“针麻”工作，在日理万机的百忙中几次接见曹小定等针麻工作者，指出：“针麻为什么讲不出道理？一定要搞好针麻原理研究！”“要搞大协作，把针麻原理搞出来！”“任何新生事物都有不足之处，要重视这一点！”。为了迎接尼克松访问，我国政府作了许多准备工作，其中之一是经周总理批准，《人民日报》于1971年7月18日向全世界正式公布了我国的针麻成果。另一项准备工作是邀请美国记者来华访问，在访问期间《纽约时报》的资深记者詹姆斯·赖斯顿突发阑尾炎，手术后出现肠胀气等术后反应，经针刺后得以痊愈。1971年7月26日他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了《现在让我告诉你们我在北京的阑尾手术》一文。随着尼克松的访华，针刺麻醉走出了国门，震动了世界医学界。上海市卫生局也重新重视这一工作，恢复成立了全市的针麻领导小组，各项工作又开始进行。以后每年有三、四十批外宾到我院参观“针麻”手术。柬甫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也曾于1972年参观了针麻手术。

前面所述顾天爵、王汉贞等搞的兔的“交叉循环”实验，在“文革”期间中断了，但他们的研究结果还是发表了。瑞典科学家重复这一实验获得成功，并且测出了脑啡肽。1975年中科院药物所邹岗访问瑞典得到这一消息，回来重复，获得成功。而上医大曹小定等在人脑手术中提取出脑脊液，从中找到吗啡样物质，使我国的针麻原理研究在国际上处于领先地位。1997年美国举行听证会，确认针刺的止痛等作用，使针灸在美国得以合法化。针灸走进了美国，也走向了世界，并带动中医走向了世界。

针麻肺切除术的开创成功至今已快半个世纪了，其间政治风云变化多端，针麻这一学术研究的命运也是跌宕起伏，但是针刺麻醉对针灸学、麻醉学、生理学等学科的贡献是无可非议的。在针刺麻醉发展史上，我院和针研所的医务人员，以及其他许许多科研工作者作出的杰出贡献是不可抹杀的，现在他们中许多元老如裘德懋、汤颂延、党波平等均已离开了我们，当时的年轻人已步入老年，但他们对医学科学的不断追求和探索的精神，将永远值得我们后辈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