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见人的洋洋

洋洋的父母寻求帮助，因为他们觉得他们15岁的养女是需要治疗的，但是他拒绝去看任何人，而且父母担心就算算是要求她去做评估，这样的压力也会导致她导致他离家出走。

我同意见父母一段时间，帮助他们澄清他们对情况的看法，看看能不能能找到一些方法来理解女儿在学校中碰到的困难，来理解到底是什么扰乱了他和成年人还有和其他同龄人的关系。

在和洋洋父母的讨论中，我非常明显的发现，父母尤其是母亲过度参与了洋洋的身体和日常的护理。父母都非常担心洋洋在外在世界的方方面面，比如说她的母亲自己就从来不会在高速公路上开车。而她的父亲每天都会往家里面打很多个电话，查看家人的安全情况。

他们自己的早期历史的许多方面，都在和女儿在一起的时候活现了出来。分离的议题与他们在洋洋比较大的时候才收养她的感觉混淆在了一起。他们一直害怕他们没有办法真正的爱自己的女儿，除非能让这个女儿真的成为属于他们自己的，他们的做法就是在洋洋接近两岁，被领养到他们家的时候，改了洋洋的名字。他们害怕没有联结的感觉，导致他们彻底陷入了女儿的心理和实际的生活当中，纠缠在了一起。

在18个月的时间里，洋洋的父母定期参加会谈，讨论他们的养育问题，他们能够更好的与女儿区分开，理清哪些是他们自己的感受，哪些是洋洋的，并且开始划定责任的范围。洋洋对他们父母的变化有着很好的反应，有了很大的成长，放弃了她的大部分叛逆行为，同时继续以她自己的方式追求非传统的学术生涯。

除了别的一些原因之外，主要是因为幼儿的这种情感的可获得性，以及父母在幼儿5岁的时候，提供情感的亲密感，对于5岁的儿童来讲是适当的。就是由于这样的一些原因，借助父母对5岁或者5岁以下的儿童做治疗是比较合适可以起到作用的。在洋洋的案例里面，他的父母与洋洋的这种亲密关系，其实反映出父母在他们的作为父母的成长阶段中，他们出现了发展的停滞，但是这也成为了理解父母和孩子的动力关系的一个暂时的主题暂时的入口。

通过父母工作去深入的理解他们这种过度介入，父母可以回到为人父母的渐进发展的道路上，并且可以和女儿有这种适当的分离。当洋洋继续到了另一个城市接受专业的培训教育的时候，她向我询问意见，就是问我是不是可以帮他转介，让她可以接受个体的治疗。



受到校园霸凌的8岁女孩

8岁女孩洋洋的父母都受困于间歇性的抑郁症。她的那个充满爱心和同情心的母亲常常容易感到不堪重负，而且常常抽泣。他的父亲对所有的事情都表现出易激惹的焦虑，洋洋因为有很多的恐惧发作，以及在学校里面也表现不佳并且被欺凌，而进入到咨询中。

如果在那个时候我的咨询目标只是注重帮助洋洋可以重新不受限制的使用自己的能力，帮助洋洋发展。那么我就会立刻把父母转介走，让他们去做个人咨询。并且把父母工作维持在最低限度，但是在那个时候，这两个父母可能会拒绝我的转介，因为他们还没有办法安心让洋洋和我建立单独的关系。相反，我考虑到治疗是有双重目标的。我就可以在与父母工作的同时，开始对儿童进行咨询。在这样的一个咨询设置下我逐渐在父母工作中了解到，父母的焦虑和洋洋对父母情绪的抱有一种全能的责任感。这之间其实是精细的纠缠在一起。以及他对他自己身体的脆弱感，也有一种使受虐的关系。这些因素都在她和她同学的互动中体现出来。

随着我的父母工作的深入，治疗联盟得到了巩固。随后洋洋在一次的父母会谈中能够吐露，其实每次当孩子离开家时，她都会担心孩子的生命安全，所以需要把孩子留在自己身边。我在那个时候就做了一个解释，解释了父亲对洋洋活动的限制，以及由于父亲利用儿子来减轻他自己的焦虑，从而导致随后发展出来的恐惧感。然后当他们听到我的解释之后，他们两个都因为这个解释感觉到很烦乱，但他们仍然可以接受我的建议。就是父母工作可以帮助他们解开这一个影响，因为他是个问题，而父亲可以去做个体治疗，来探讨他更广泛性焦虑背后的根源和功能。

同样就是，洋洋也不惜一切代价让妈妈感到高兴，而她的付出也点醒了妈妈，随后我们可以做一个比较顺利的转介，让妈妈去做心理咨询和药物治疗，在洋洋的治疗全程，我和父母的工作持续的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这样的双重目标其实为父母并不是那个真正的病人，这一个技术性问题提供了一个解决方案。它有助于让父母更有效的运作，能够共同的投入，共同的努力。这个其实需要被明确的认可，这个是评估阶段以及任何的治疗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目标。

无论病理严重程度如何，其实父母都是希望能够为孩子做到更好的，这个愿望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动机。让父母为了孩子的利益和治疗师建立一种伙伴的关系，虽然说治疗联盟并不是治疗关系的全部，但是透过这一个视角能够帮我们看的更清晰，帮我们看到如何让父母参与到治疗工作中，如何促进父母的成长和变化。治疗联盟中有一些任务，这样的一种任务模型也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处理父母的强烈阻抗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