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给我治疗的医生现在很有名了，我很感激他。不过由于链霉素尤其是硫酸双氢链霉素耳毒性很大，所以我留下了后遗症，两只耳朵持续性耳鸣，终身的，甚至有短暂失听。正因为这样，我只能做外科医生，不能做心脏科医生、麻醉科医生。这些都是要听心跳的。病人心跳都没有了，我以为还有，行吗？

25到35岁，应该是人生最美好的岁月。这十年，我是在四川涪陵度过的。

1969年，按理说我们应该毕业、踏上工作岗位，但因为当时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让人感到厌倦，我想人到25岁了，应该做点事业了。当时有一支医疗小分队到四川涪陵去，去的每个队员有18块5毛的生活补贴。我不是思想境界高，是家里太穷，父亲早年中风，我一直靠哥哥姐姐们支持，18块5毛的补贴对我来说很重要，这意味着我从此能自立，可以养活自己了。

在四川的十年，生活是丰富多彩的，经历也曲折，受过当地领导和群众的表扬，也挨过“四人帮”的整，一言难尽，不去说了。不过在业务上，我的锻炼倒是很多，我扎过针灸、采过草药，跟着学过中医，也开过白内障，当过五官科、内儿科、外科医生，也进修过普外科、胸外科，当过计划生育工作队队长，做过很多妇产科手术。那十年的事，我能整整讲一天，都是真实的、亲身经历的。

我第一个病人是一个五岁的小女孩，一颗黄豆塞进耳道，他奶奶带她来求医，尽管我在上海的五官科医院呆了两周，但没有人给我讲过如何取耳道异物，书上也没见如何取黄豆。当时急得一身汗，医用钳子和镊子伸不开、夹不住，既不能灌水，也不能倒油。最后看中了女同学头上的发夹，拉直了竟把黄豆取了出来。我把这个事情写成《掏耳朵的故事》讲给我的外孙听，他听得很有味，也想以后做医生。

要说看病难，山区老百姓更难，经济不发达，交通不便，我们也常常被叫出诊。
有一次，一清早，一个当地老乡急匆匆来叫我们出诊，说他老婆心脏病发了，“就一点点路”，可是我们足足走了两个小时才到他们“家”。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家，你们不能想象。屋顶是茅草，几根毛竹当柱子，三面用玉米杆编成的墙，还有一面就直接倚着陡峭的山壁。竹子编的门，简直就像一个拦鸡窝的栅栏。

里面黑洞洞，烟雾缭绕，刺眼又刺鼻，因为驱蚊驱寒都靠烧树疙瘩。床边有个粪桶，打开电筒一看，粪桶里居然有个死去的胎儿，很多蛆虫在那里爬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