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 年 9 月 25 日至 29 日，中国临床肿瘤学会（CSCO）和北京市希思科临床肿瘤学研究基金会联合主办的「第二十四届全国临床肿瘤学大会暨 2021 年 CSCO 学术年会」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Q1：您如何看待 CDE 近期发布的《以临床价值为导向的抗肿瘤药物临床研发指导原则》？该原则将对国内创新药研发产生什么深远影响？

关于近期 CDE 即将要出台的指导原则，在一个多月前公布了征求意见稿之后，在全社会引起了强烈反响。当时，我在苏州的一个大会上做了相应的报告，在这个报告里就这个问题谈了一些我个人对指导原则的一些看法。总体来说，大家对指导原则都持正面的观点，认为国家应该出台类似指导原则、法规等，以推动中国临床研究的进步。

这也就是为什么 CDE 或者是国家药监局要强调以临床价值为核心，以患者利益为导向的指导意见。我们在过去的临床研究过程中，虽然强调 GCP 的基本原则是保护受试者权益，但事实上在中国的临床研究的起步阶段，我们并没有真正的 100% 的贯彻这样一个理念。

今天当中国进入到一个中高级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我们可能要在理念上，在临床研究的方法学上以及临床研究的引领等等方面都要比以往有所进步。

过去我们都是在仿制的过程当中，可能不涉及到很多的核心，只要拿国外的产品先跟我们所做的仿制品，比较它的有效性和安全性基本上相一致，我们就可以让这个产品上市。

可是当我们进入到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这样一个我们称之为一个大踏步的进步阶段时，我们就要考虑到在临床研究过程当中，我们怎么能够让临床研究的速度更快，让我们临床研究的质量更高，让我们的患者获益更多。

因为在当我们中国的临床研究进入到蓬勃发展阶段的时候，很多的仿制产品，很多的类似物就会挤占我们临床研究的资源，而不少的病人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所接受的治疗并不是最佳方案。我们要跟安慰剂做对照，出于上市的考虑，企业可能会选择一种疗效相对来讲比较差的一个产品来做对照。不会选最强的，因为选最强的往往可能失败，影响上市，这就造成了我们产品总是跟比较差的去做比较，其实这就损害了我们患者的利益。

而作为临床研究来讲，首先我们要让最好的产品能够迅速的上市，这样才能够帮助我们的患者。我们希望临床试验的资源要集中到那些疗效比较好的，能够帮助病人的那些产品上去。

用什么办法去确定产品最优，CDE 也没有办法确定，这个时候我们就用一种法规来限制，就是以临床价值为导向，用目前最好的治疗方法来做你的对照，如果你能够超过他，说明你是最优。

如果有两个企业，你敢用最好的治疗方法来做对照的时候，把病人利益放在首位的时候，如果做出有效，你一定是超过现在的治疗方法。实际上我们是用一种理念来引导，让最好的药物能够尽快的上市，这样就不会让「劣币」来驱逐「良币」。

我们强调以临床价值为导向，以病人利益为核心，实际上就是为了推动中国的新药创制。用一种理念作为 CDE 的抓手，让那些不敢用最佳治疗方法来做对照的产品知难而退，把有效的资源，包括资金、研究者、医生、病人资源等，全部集中到最好的产品的研发上去，这样才能够真正把中国从原来的「制造大国」变成「创造大国」。我们的药物研发领域一样，希望有引领作用的新药，高效低毒且又便宜的药物尽快上市，来帮助我们中国乃至于全球的肿瘤患者。

CDE 推出的指导原则具有非常重大的指导意义。因为现状是我们不满意的，很多仿制品其实每个都讲是 me too，甚至讲 me better，其但实际上也是 me too，但是这种 me too 太多了以后，挤占了我们有限的资源，而且他想用比较差的临床治疗方法来做对照，让他变得有效。从伦理上考虑，我们肿瘤病人在临床上一旦参加了临床实验后，就意味着他必须要用治疗一直做下去。

可是这个时候我们是选一个好的方法，还是选一个比较差的方法，其实病人是没有选择权的，这个跟买产品不一样，你有选择的权利。可是病人不一样，病人一旦参加临床试验之后，没有选择权。如果你给他一个比较差的药物，可能活的时间就是比较短，从伦理角度看，这是不符合的。

所以说 CDE 提出的这种观点也是基于一种人文关怀，也体现了我们党和国家建设健康中国 2030 这种理念，要让中国的肿瘤患者能够享受到最好的治疗，而不是因为我们想做临床研究，让它暴露在一个没有什么效果的治疗当中去。这也是我们认为最先进的一种治疗的理念。

Q2：今年 7 月《中国抗肿瘤药物研发现状与挑战》发布，针对目前国内热门靶点、适应症扎堆布局的现象，您认为中国新药创制之路该往哪走?

关于我们抗肿瘤药物临床研究专委会出台的 2020 年的《中国抗肿瘤药物研发现状与挑战》报告。其实这个报告我们计划于今年的第一季度出台，但是因为新冠疫情，出台的时间推迟了。

经过几个月的时间，紧张的工作，当然还得到了我们礼来公司医学部的大力的配合，我们把 2020 年的所有在中国开展的临床试验，抗肿瘤药物临床试验尽量全部收集起来，但是收集的数据可能会有错漏，因为毕竟这是我们第一次做，但是总体来讲我想可能 99% 都是正确的。

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总结能够告诉大家，或者给我们的研发人员、申办方等，了解我们中国到底有哪些临床研究正在开展。正在开展的这些靶点，拿这些靶点跟自己的产品线去做一个比较，在我们国内处于什么样的一个水平。如果你是处在第一梯队的，我觉得你就应该拼命往前赶，加快速度。

我们初始计划设置三个不同的等级。一是推荐，就是靶点目前只有 1、2 个，我们推荐加快研发。第二是警示，如果我们超过 5 个同样的产品，我们讲的同靶点的产品，同机制的产品，可能就面临着比较强的竞争。

但是 CLDN18.2 还不太一样，因为 CLDN18.2 分三种，一种是单抗，一种是 ADC，还有一种是 CAR-T。如果认为你的产品跟他们的产品都不一样，效果特别好，毒性特别低，我觉得你完全可以去做。因为有些专家提出，不需要提出警告，让企业自己考虑可能的结果。最终，我们就把这一条去掉了，只提供这个示例以供参考。

我们从研究这个角度来讲，可能还没那么高的水平，评价哪个产品好哪个产品不好，所以我们只是把这些靶点相关的项目具体做了哪些研究总结好以供参考。

《中国抗肿瘤药物研发现状与挑战》出台以后很多企业还是蛮欢迎的，可以整体了解中国到底在做哪些研究。包括国外企业在中国开展的研究，合计约有 800 多个临床研究正在开展中。希望通过公布这些数据，能够真正整合并节约资源，做真正的创新。

没有列出来的靶点，可能是比较新的靶点或是单独的产品，如果你的产品在这些信息里都没有，可能说明你的靶点是很新的。这个时候假如你的产品在临床前研究过程当中，科学性、先进性、可行性都很好，高效低毒，特别是在临床前动物实验过程当中发现它的疗效特别好，毒性特别低，我觉得就可以去花大力气去开发，可以推动中国的新药创制。同时把这些信息公布出来以后，让那些还在做仿制的，或者是自以为创新的，让他知难而退，特别是那些还没有申报 CDE 的。

我们作为一个民间学会，假如经过我们几个月的努力，能够对中国新药创制有这么一点帮助的话，我觉得也是一点贡献。我们这个项目主要是在马军教授、秦叔逵教授的指导之下完成的，所以也是特别感谢他们两位对我们这个项目的大力的支持。

Q3：中国创新药临床研究与国际相比，还存在什么问题?

如果是说拿中国的临床研究跟西方发达国家来比较，我觉得我们还是有一定差距的。

特别是美国，它在新药创制方面比较领先，目前几乎 80% 的新靶点都在美国首先上临床，而中国这几年也有不小的进步。特别是在两三年前，党和国家也采取了一系列推动中国新药创制的举措，对中国的新药创制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包括资本、学术、研究者和申办方等都在努力。这两年有很多比较新的靶点，甚至在国际上没有的 first in class，都已经在中国开始做临床研究。

当然大部分研究还是中外合作的，尽管我们所处地域不同，观念不同，管理方式不同，分属于不同国家，但我觉得对病人来说都是一样的。我们研制抗肿瘤药物的目标就是在全球范围内帮助到我们肿瘤患者。中国作为拥有 14 亿人口的人口大国，中国的肿瘤患者约有 400 多万，更应该加强这方面的研究。

我们中国的科学家，中国的民族制药企业，中国的医生有责任在新药创制方面为世界做更多贡献。

最近几年除了中国传统的老牌企业，诸如百济神州、再鼎医药、天境生物、苏州信达等企业，在新药创新研发方面都做得比较出色。如果一些企业仍躺在过去的功劳簿上，我觉得他们应该引起警觉。

还有一点是企业的产品线不在多，而在于精。只有拥有核心竞争力，产品是全世界最具创新性，疗效最优的，就能成功。我希望这一类的产品能够使这一类的中国民族制药企业能够跻身世界 Top10。

我们中国的企业家们要努力，同时我作为一个 PI 参与过很多临床研究，我也希望用我微薄的力量能够助力企业，把他们的创新药物推向临床，最终帮助我们的患者。我也希望他们的创新产品能够到我们中心来开展临床研究，我们一定尽全力来推动，用最好的质量，最快的速度把产品推向临床。

Q4：贵院研究中心推出了「全智能化的临床试验平台」，能否介绍一 下该平台的运转特点和优势?

我们中心开展 I 期临床试验距今已有十几年的历史，在做临床试验的过程当中，我总觉得我们花费的精力人力耗费太多，效率比较低，究其原因是我们中国的数据平台不对外开放，医院里面是一个独立的数据管理中心，数据不能向外推送。当然，我觉得也是可以理解的，一是涉及到患者的隐私，二是涉及到网络的安全。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如何能够用最新的技术完成突破，让我们提高效率，在国外有过类似的尝试，但是都没有打通全流程，完全成功。

所以我联合了多个 IT 行业的公司，从源头的医生写病史开始，模块化相关信息。我们的医生写的病史都是模块化的。比如不良反应，之前如果病人出现肝肾功异常的不良反应，就需要我们医生去判断，其属于 1 级 2 级 3 级 4 级毒性。如果不太熟悉毒性分级，就非常耗时。CRC 需要将收集的数据双人录入系统，这个过程也非常耗时，也会出现错误。

现在我们做了一个人工智能系统参与到病人筛选、病人入院管理，不良反应的判读，数据的传输及数据审核等过程中。在东方医院已经将前面 4 站全部打通了（核查之前全部流程），因为在东方医院有一个自动核查环节这一部分走不通，是因为我们的数据不能直接外传，所以暂时没办法做数据实时核查。

第一，我们医生评判不良反应过去要花 3～4 个小时，现在就 10 分钟。用人工自动判读，收集信息后，人工自动会判定患者的不良反应级别，医生只需要确认就可以。

而我们过去需要两位 CRC 来录入数据，现在数据可直接传输到数据库中，节省了录入环节的时间。这个过程我们称之为全流程的人工智能的方式，把整个临床实验的流程打通，大概能够节省 1/3 的人力。

我们效率提高的同时，我们的准确度也有效的提高了。数据都是自动传输的，不需要人工去录入，所以这个数据非常准确，且可以溯源。希望未来我们能够通过这种人工智能的方式，高效、精准的助力我们中国的新药创制。